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均存在陪都制度。

西汉创立之初，刘邦定都长安，以洛阳为陪都，称“东西两京”。

待到刘秀建立东汉王朝，又将长安、洛阳的角色互转，长安成了陪都（时称西都）。

唐朝定都长安，但自李世民时期开始便高度重视洛阳的角色。

洛阳是李世民率兵打下来的，城中留守了大量秦王府旧部；当初玄武门事变动手之前，李世民曾派人秘密联络好洛阳方面，作为一旦政变失利的外逃之地；秦王府上下打包齐整，随时准备撤退。

到了唐高宗李治的年头，洛阳被正式赋予东都的名号；而武则天改唐为周后，干脆定都洛阳，长安反倒成了陪都。

北宋初年，赵匡胤以开封为都城，洛阳为西京。

不过考虑到洛阳与开封实际上同处黄河边，受北方辽国的威胁程度差不多，因此宋真宗年间又提升应天府（商丘）为陪都，为政治重心南移埋下伏笔。

明朝采取一南一北配置——明成祖朱棣时期将北京扶正，改南京为陪都。

清朝统治者历来非常重视盛京，在历次保卫政权的战争当中，盛京将军旗下的东北八旗兵都被当作主力

与汉族王朝视南方为退路不同，元、金、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均将入主中原前的关外地盘作为大本营。

而在长城以南的众多大都会中，他们最中意的城市便是北京。

因为北京进可“南压中原”，实现对广大汉族聚集区的统治，退也可守住草原基本盘。

就像元朝一样，被朱元璋击败后无非是再退回到草原，继续铁木真时期的生活方式罢了。

正因如此，元清两朝在定都北京的同时，都在自己的旧都设立起陪都制度——元朝以开平府（今内蒙古多伦）为陪都，清朝入关后则以盛京（沈阳）为陪都，即奉天府。

其实除盛京外，清朝还有一个稍近一点的副政治中心，那便是连接华北与关外的热河（省会为承德）。

清朝统治者常年在热河至奉天一线布置好八旗精锐，作为拱卫京师和预防不测的后手。

陪都一方面需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，另一方面也会配置上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。

为了凸显地位，通常与首都的行政级别看齐。

以清朝为例。

清代的顺天府府尹（北京）和奉天府府尹（沈阳）同为正三品，跟一般省的按察使平级，相当于副省级干部。

同理，顺天府府丞和奉天府府丞为正四品，和一般省的道员平级、略高于普通知府，相当于正厅局级干部。

而京县的知县则会高配正六品，也比一般的知县正七品要提一阶。

总而言之，陪都和帝都在行政级别上是相同的，这样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整套行政班子很容易无缝对接。

纵览历朝历代，明朝的陪都制度最为完善，连六部的机构都在南京设置了一套。

虽然南京城里也有一堆尚书们，品级甚至与京城相同，但实际部里的人员编制与经费却少得可怜，权力层面大大不如。

时人均把“南京官”视为闲职，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往往是一种贬斥，南京城更像是失意官员们的聚集地。

《大明1566》中，吕芳的落幕便是带着杨金水一起去南京守灵。

明朝的陪都设计得很好，可惜没有用上。

清朝的陪都也十分完备，不过碰上了“百年大变局”，日本人竟从朝鲜半岛杀到东北，这让爱新觉罗们始料未及。

八国联军侵华之际，倒是西安起到了一定的陪都效果，史称“庚子西狩”。

中国近现代史上，重庆是唯一一个真正发挥过陪都作用的城市，曾于抗战期间中拯救民族于水火。

西迁重庆绝不是临时起意，早在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后，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，提前做了许多谋划准备。

当时国民政府内部拟定了洛阳、武汉、重庆等多个陪都候选城市，基于地缘安全和当地军阀抗日意志等层面的考量，最终选择了西南地区的重庆，并用武汉做短暂过渡。

1935年8月，蒋介石极为信赖的顾问、德国陆军上将法肯豪森向他呈送了《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》；在这份建议中，法肯豪森提出将四川作为最后防地的设想。

1935年秋，国民政府为尽快结束西南地区的军阀混战，派参谋团进驻重庆，整顿川军。

11月1日，国府成立了极高规格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，由大佬顾祝同担任行营主任。

即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好几年，国民政府便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全面的军备建设与防卫部署，未雨绸缪。

1937年7月，抗日战争爆发（《战争的开启》）。

在国府内部犹犹豫豫的大环境下，“八一三事变”当晚，四川军阀刘湘亲自向蒋介石建议中央政府迁川，并表示愿意为抗战贡献三十万兵力、五百万壮丁。

不久，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，作《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》的讲话，正式官宣。

回顾蒋的一生中，客居陪都重庆的那段时间虽然艰苦卓绝，但却是其最辉煌的岁月。

利用陪都逆天改命，可一不可二。

1949年兵败如山倒之际，蒋介石又想起了陪都的好处，先后将这个头衔给到广州、重庆、成都、台北等多座城市。

直到败退台湾多年后，老蒋仍愤愤不平。

在早期的台湾官方文件中，仍以南京为首都，台北只作为“战时陪都”。

这种滑稽的局面到蒋经国时代才有所改观，静悄悄的把省会名分给了台北。

位于台北市的台湾行政中心大楼，1950年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。

站在一个大的视角回看，解放战争其实也是一次“北方政权”击败“南方政权”的过程。

之前介绍大局故事的时候提到过，华北局与东北局是六大局中最早完全平定的两个；政务院的机构多依托华北局而建，而国家计委则用了不少东北局的班底。

“三北”是打天下的根基，北方苏联是我们的战略同盟，因此定都北京自然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不过形势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，北京作为首都的风险在中苏交恶后逐渐暴露了出来。

电视剧《亮剑》的末尾，做毕业演讲的丁伟曾详细推演了可能发生的战争剧情——

苏联对中国大规模军事作战的选择方向非常多，有西北、内蒙、东北等多路可以进军。

西北方向，苏军精锐部队一旦切断河西走廊，中国内地对于西域就会鞭长莫及。（1969年8月的铁列克提冲突中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便拟定新疆一带作为重点突破口。）

中路方向，从中蒙边境到北京只有两道山脉可以布防，第一道是张家口-坝上一线，第二道就是八达岭，非常适合苏联大规模装甲集群突击。

而东路方向苏军更是经验丰富，1945年已经实操过一次，战果斐然；毕竟中国东北地区位置突出，极容易受到来自北、西、东三面的联合攻击。

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，中国启动了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“三线建设”——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宏大规模的工业迁移。

“三线建设”划分了一线、二线和三线，像今天的北上广深大城市，在当年都属于一线。

其中最安全的三线地区是指长城以南 、广东韶关以北、京广铁路以西、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，核心为四川盆地。

六七十年代，四川与重庆承接了大量的内迁工业，包括核工业、电子工业、导弹、飞机制造、常规兵器等，甚至还有潜艇制造厂。

除工业层面的迁移外，各种防御工程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建设起来。

1969~1970年初《全面战备》期间，除周总理留守北京外，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均分散到了南方各地。

林彪位于苏州的地下指挥中心

地下工程里林彪专车

众所周知，当下的中国有四大直辖市。

天津因离北京太近等原因，实际发挥出来的功能比较有限。

上海是经济领域的核心城市，长三角的心脏，和平年代里政治地位非常高。

至于重庆呢，它更像是为特殊时期准备的，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考量类似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搜索资料时发现了一家重庆公司，名字叫“重庆陪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”——企业名称中含“首都”二字的很多，含“陪都”的却寥寥可数。

再仔细一查，发现企业注册名称中含“陪都”二字的公司几乎都在重庆。

以陪都药业为例，它的前身为成立于1939年的重庆陪都制药厂。

那是武汉会战结束后最艰难的时刻，蒋介石下令将国民政府可控制区域内的几乎所有工厂都迁往川内，重庆接收了其中的大头。